北京札記
活在中國，直面霧霾和有毒食品的每一天
黃安偉 2013年08月06日
Liu Ji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被霧霾籠罩的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
北京——最近我做了這麼件事——拖着一個裝着12盒奶粉的
袋子和裝有兩套空氣過濾器的紙箱通過舊金山國際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檢。我剛結束一個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帶回去的是在中國父母那裡最搶手的兩樣東西，也是我自己的家裡迫切需要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其發展的巨大成本正變得越來越明顯。迅速發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來越多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開始質疑他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們正住在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或福島核事故災區一樣。
- 檢視大圖
Li Wen/Xinhua, via Corbis一個嬰兒正在北京兒童醫院接受霧化治療。
在被派往中國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記者。在那裡，外國記者們不停地談論各種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車炸彈襲擊、正面交火、被綁架後遭到斬首。我在這些威脅中活了下來，卻發現現在自己開始思考：生活在中國是否正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裡存在大量的環境危險，而且，其後果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
十年內都不會展現出來。對幼小的兒童來說，這些風險更為顯著。對於要決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員來說，這些因素在其權衡中將佔據很大份量，其重要性
可能超過最近幾十年的任何時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國做記者還是有很大價值，所以我還會再堅持一段時間。我的妻子陳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亞洲當記者
十多年，也學習了中文。而這就意味着，我們將自己9個月的女兒置於同樣的風險之中——這些風險讓中國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懼——而同時，我們也在和這
麼做帶來的罪惡感作鬥爭。
和他們一樣，我們採取防備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氣凈化器
和豪華轎車一樣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後，我就架起幾台之前駐站記者使用的歐洲產空氣凈化器。4月初，我對其中一個凈化器進行了首次檢查：
裡面累積的灰塵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蘚一樣厚。這讓我噁心。我訂購了兩套新的空氣凈化器，要在舊金山提貨；這些產品在美國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
告訴我，2月份春節期間，她家的一個朋友從加利福尼亞州給她丈夫捎來一台重35磅（約合15公斤）的空氣凈化器，此前，她的華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國科技公
司派到其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在收到空氣凈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慮搬到蘇州，一個水渠縱橫交錯的小型城市，因為他已無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時，我都會看看手機上的一個應用程序，上面顯示美國大使館監測到的空氣質量指數。美國大使館的監測設備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開空氣凈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兒帶到戶外。
大多數時候，她只能待在家裡。中國環境保護部周三發佈的數
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時間裡，北京的空氣質量都被認為不安全。而全國的平均指數也令人沮喪：同樣是在2013年上半年，該指數在近一半
的時間裡都是達不到安全標準的。環境部長周生賢在接受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我國大氣環境形勢嚴峻，污染物排放總量遠超過環境容量。」
我希望女兒成長的過程中能欣賞到戶外的美好事物——日落、
鳥鳴、青草芬芳，或者雲朵的形狀。但如果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幾年，這將不可能成為現實。即使有個成年人的肺，我也會限制自己待在戶外的時間。雖然我在巴格
達時會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還曾跑完兩個馬拉松，但在這裡我不願再做那樣的長跑鍛煉。
我不願放下的一件事是騎單車，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車或乘地鐵
吸入更多危險空氣。考慮到這裡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一大元兇——我會騎單車往返辦公室、餐館、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個帶院子的家。剛過去
的冬天，我買了一個英國產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區空氣中的細顆粒物含量在1月份創下歷史新高——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議的接觸限制的40倍。外國人將其稱為「空氣末日」，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因為霧霾或要求僱主支付艱苦工作地點薪酬而離開北
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國醫生給他襁褓中的兒子弄了個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織物製成，它表面光滑，還帶有幾個塑料旋鈕。帶上它，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亞洲版的達斯·維達(Darth Vader)。但是這總比少活幾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發佈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國的戶外污染共造成120萬人過早死亡，佔世界總數的40%。7月發表在美國某著名科學雜誌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北方
廣泛使用煤，中國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國，癌症發病率也在飆升，甚至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在調查
這種現象與空氣污染之間的關係。同時，中國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濃度污染物下的兒童會表現出較慢的智力發育，並有可能出現行為障礙。在洛
杉磯進行的研究表明，處於污染環境中的兒童還存在永久性肺部損傷的風險。
在中國北方，區別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時會
根據能看到多少藍天來選擇去哪裡度假——所以我們近期去了托斯卡納和阿馬爾菲海岸。我再也不會認為享有這種藍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仍然無法不注意到這裡
的天有多麼藍，」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在喬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訴我，夫婦二人當時已經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我們已經聽說了火鍋店
用老鼠肉充當羊肉，有地溝油，以及用被工廠的重金屬或廢水污染的土壤種植農作物的故事。對於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驚的災難就是2008年的
毒牛奶事件。在飲用了被有毒化學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製品後，共有六名嬰兒死亡，至少還有30萬兒童生病。從那以後，很多新生兒的父母都開始竭盡全力把國外
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帶入中國，以滿足替代母乳餵養的需求。
從舊金山回來幾個月後，妻子和我都意識到我們的奶粉不多了。於是，我們開始給可能馬上來中國的朋友發郵件，問有沒有人自願幫我們「運」奶粉。本周，我們的朋友亞歷克莎(Alexa)從紐約飛過來，帶了兩盒奶粉。還有兩位朋友承諾會在今年夏天帶更多奶粉過來。
最近，我和一個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趙俊。她付錢給生活在歐洲的中國學生和家庭主婦，讓他們給她寄英國的牛欄奶粉(Cow & Gate)。她說，「我們一直很擔心，所以希望能從海外找到歷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於中國人從國外購買奶粉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個國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還對被海關官員稱為「犯罪集團」的奶粉偷運組織進行了打擊，這些組織都在將外國產奶粉運往中國大陸。
需要擔心的並不只是牛奶。我們的女兒已經開始吃固體食物
了，這就意味着我們在找尋食物方面面臨著更多的問題。我們還要繼續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裡買水果和蔬菜嗎？還是要到以外國人和富裕中國人為目標消費者的
比較貴的商店裡買呢？或者從當地的有機農場里購買？上周末，我和一個朋友拜訪了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一個農村家庭，從這裡開車到北京需要一個小時。他和他的
妻子希望能把這裡租下來，周末的時候過來住，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看能不能在這裡的園子里種植自己的蔬菜。我在這裡認識的一些人已經這麼做了。
「在食物問題上保護自己很困難，」公社園藝倡導者、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理事會成員李波說。「我從沒有想過我會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然而在2011年，在聽說過動物飼養行業的諸多不法行為之後，我覺得自己受夠了肉。」
在北京度過的每一天，都讓我更難以分辨大驚小怪和謹慎之間
細微的界線。六年前，當我回到位於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家鄉，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中國時，母親遞給我幾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讀到了關於中國製造的毒牙膏
的報道。當時，我覺得自己彷彿回到了第一次離家去上大學的時候。我把那幾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現在我回家的時候，母親有時還會給我牙膏讓我帶回北京，
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裝進包里。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翻譯：谷菁璐、陳柳
觀點
購買「中國製造」的代價
彼得·納瓦羅 2013年08月07日
這是中國侵入美國經濟的一個象徵：連接布魯克林和史坦登島
的韋拉札諾海峽大橋(Verrazano-Narrows
Bridge)。這座地標建築於1964年投入使用，是北美最長的懸索橋。它同時還是一座急需整修的橋。不幸的是，這項3400萬美元（約合2.08億元
人民幣）的鋼鐵生產與建造工程已經被外包給中國。
這是怎麼回事呢？大都會運輸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稱，之所以選擇了中國建造商是因為兩家前來接洽的美國公司都缺乏工程所需的生產空間、特殊設備和財力。但是，鋼鐵工人聯合會
(United
Steelworkers)聲稱，它很快就找到了另外兩家可以接下這個工程的美國橋樑建造商，距離紐約市不到100英里（約合160公里）。
真正的問題在於，這次交易沒有考慮購買「中國製造」為美國帶來的全部額外代價。實際上，這個未能考慮所有代價的錯誤，與我們作為消費者每次只根據價格選購中國商品的問題一樣，雖然中國製造的商品總是更便宜。
考慮一下安全問題：這實在是個可怕的問題，因為中國在生產劣質、往往還很危險的產品上可謂臭名昭著。這樣的產品多種多樣，包括含鉛玩具、含硫石膏板、摻入三聚氰胺的寵物食品，以及被多硫酸軟骨素污染的肝素。
在橋樑這一特定領域，自2011年7月以來，中國各地已有六座橋樑坍塌。官方媒體新華社承認，豆腐渣工程和劣質建築材料都是促成因素。此外，還有一個令人警醒的故事與美國關係更大。
在2002年啟動的一個項目中，加利福尼亞州購買了中國鋼
材來維修和擴建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中國鋼鐵廠家造成的焊接缺陷等問題讓該項目延誤了幾個月，導致了巨額成本超支。加州本指望通過選擇「便宜」的中國鋼材，來節省成本，結果
這些延誤抹去了大部分成本優勢。
不買「中國製造」產品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業機會。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是，鋼鐵生產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從人工操縱的偏低匯率帶來的巨大利益，到人為降低的能源、土地、貸款和水資源成本。
由於中國的補貼政策——按照國際貿易協議，其中大多數可以說是非法的——該國生產商能夠以生產成本價或者更低的價格向美國傾銷鋼鐵製品。這一問題目前尤其嚴重，因為中國的鋼鐵行業正在遭受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問題。
當然，每個通過向美國市場傾銷而產生的中國就業崗位，都意味着一個美國就業崗位的流失。而每個美國鋼鐵工人的工作機會又能夠在經濟中創造出額外的工作機會，同時產生更多的稅收收入。如今有2000多萬美國人沒法找份體面工作，我們肯定需要這些維修韋拉札諾大橋的就業機會。
大都會運輸署不僅忽視了社會代價，還忽視了在環境和人權方面更廣泛的影響。中國鋼鐵企業的噸鋼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超過了美國工廠。這不僅會對全球變暖做出貢獻，還會對美國本土造成直接的負面影響，因為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污染物正通過高空急流穿越太平洋。
最後，當美國企業和政府部門棄美國鋼鐵而選擇中國產品的時
候，它們是在間接支持一個禁止組建獨立工會的威權政權，而禁止獨立工會不過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諸多黑色諷刺中的一例。結果，美國工人被迫與常常每天工
作12小時、每周工作六七天的中國工人競爭。兩國的鋼鐵工人最後都成為了犧牲品。
這件事歸根結底就是：購買「中國製造」，無論是修橋的鋼材，還是孩子的玩偶，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多數消費者進行購買的時候沒有考慮這種代價，悲哀的是，就連我們的領導人也沒有。這不僅會損害我們的國家，還會毀掉我們的經濟。
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商學院的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學教授，執導過紀錄片《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翻譯：黃錚、林蒙克、經雷
Op-Ed Contributor
The Price of ‘Made in China’
August 07, 2013
HERE is a symbol of China’s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economy: the Verrazano-Narrows Bridge, which connects Brooklyn and
Staten Island. This landmark, which opened in 1964, is North America’s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t’s also in urgent need of renovation.
Unfortunately, $34 million in steel production and fabrication work has
been outsourced to China.
How did this happen? Th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says a Chinese fabricator was
picked because the two American companies approached for the project
lacked the manufacturing space, special equipment and financial capacity
to do the job. But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claims it quickly found two
other American bridge fabricators, within 100 miles of New York City,
that could do the job.
The real problem with this deal is that it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all of the additional costs that buying “Made in
China” brings to the American table. In fact, this failure to consider
all costs is the same problem we as consumers face every time we choose a
Chinese-made product on price alone — a price that is invariably
cheaper.
Consider the safety issue: a
scary one, indeed, because China has a very well-deserved reputation
for producing inferior and often dangerous products. Such products are
as diverse as lead-filled toys, sulfurous drywall, pet food spiked with
melamine and heparin tainted with oversulfated chondroitin sulfate.
In the specific case of
bridges, six have collapsed across China since July 2011.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has acknowledged that shoddy construction and
inferior building materials were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re is also a
cautionary tale much closer to home.
When California bought
Chinese steel to renovate and expand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 for a project that began in 2002, problems like faulty welds by a
Chinese steel fabricator delayed the project for months and led to huge
cost overruns. Those delays eroded much of the savings California was
banking on when it opted for the “cheap” Chinese steel.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not to buy “Made in China” products: jobs. The abiding fact is that
steel production is heavily subsid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subsidies range from the massive benefits of a manipulated and
undervalued currency to the underwriting of the costs of energy, land,
loans and water.
Because of China’s
subsidies — most of which are arguably illegal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 its producers are able to dump steel products into America
at or below the actual cost of production. This problem is particularly
acute now as China is saddled with massive overcapacity in its steel
industry.
Of course, every job China
gains by dumping steel into American markets is an American job lost.
Each steelworker’s job in America generates additional jobs in the
economy, along with increased tax revenues. With over 20 million
Americans now unable to find decent work, we could certainly use those
jobs as we repair the Verrazano Bridge.
The M.T.A. has ignored not
only the social costs but also the broader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Chinese steel plants emit significantly more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es per ton of steel produced than p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global warming but also has a
direct negative impact on American soil, since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China’s pollution is crossing the Pacific Ocean on the jet stream.
Finally, whe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opt for Chinese over American steel,
they are tacitly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 prohibits
independent labor unions from organizing — one of many grim ironies in
today’s People’s Republic. As a result, American workers are forced to
compete against Chinese workers who regularly work 12-hour days, six or
seven days a week, without adequate safety gear.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teelworkers wind up as victims.
The bottom line here is
this: Buying “Made in China” — whether steel for our bridges or dolls
for our children — entails large costs that most consumers and, sadly,
even our leaders don’t consider when making purchases. This is hurting
our country — and killing our economy.
Peter Navarro,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business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irected the documentary film “Death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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